数字经济时代，设置首席数据官正不断受到企业和地方重视。近期，广东省广州市、江西省南昌市、湖南省长沙市、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陆续出台方案，推行政府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icer，CDO）制度，旨在加速构建数据管理体系，增强数据战略意识，推动数据产业发展。据悉，自2021年以来，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等省份已发布企业首席数据官建设指南。今年7月，《四川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也完成了意见反馈。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将为企业设置首席数据官提供更多参考路径。在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设立首席数据官制度，统筹数据战略实施、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已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治理组织体系创新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席数据官正在形成一股新潮流。据了解，首席数据官并不是一个新兴职位。早在2002年，美国的第一资本（Capital One）公司最先设立了首席数据官一职。“首席数据官制度已有20余年历史，全球不少知名企业都设置了这一岗位。”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佘堃表示，随着数据资源不断增长、数据价值不断释放，这一岗位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首席数据官是一个机构统筹管理数据资源的第一责任人。”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首席数据官负责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打破数据资源及开发的碎片化模式，形成整体联动、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的数据治理强大合力，推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激发数据要素潜力，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当前，根据各地印发文件，针对地方政府和企业，首席数据官职能略有不同。根据近日发布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席数据官制度工作方案》，首席数据官是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在管理体制上设立的一个对数据战略、内容、质量、安全、价值等进行管理的高级职位。据北京市经开区发展数字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立足大部制改革后跨部门高效协同机制，经开区采用“首席数据官+数据专员+部门联系人”的“三级工作制”建立起上下贯通的数据治理组织体系，由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首席数据官”，各部门信息化分管领导担任“数据专员”，同时设立一名部门联系人。截至目前，共有32个部门单位95人被纳入首席数据官的组织架构中，将围绕“数据决策—治理管控—业务支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在打通跨部门数据汇聚共享、项目统筹规划沟通渠道的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符合经开区特色的数字化工作体系奠定良好基础。按照此前《四川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给出的定义，所谓企业首席数据官是指企业从事数据生产、治理、交易和使用等管理工作的高层管理者。主要负责组织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统筹建设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化支撑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协调开展数据产品内部需求分析和外部市场选购等，全面推进内外部数据产品在企业经营全领域的综合应用，将数据要素隐性价值充分转化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显性价值。简言之，是让企业的数据产生价值，并尽量最大化。“从职责职能来看，政务首席数据官与企业首席数据官大同小异，但目标则有所不同。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兴起，政府对数据要素的治理开放共享也越来越重视。”在佘堃看来，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设置从源头上为数字政府建设消除“数据烟囱”，设置重点信息化项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创新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数据治理和数据运营能力，助力数字政府建设。站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数据二十条”（《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背景下来看，企业首席数据官要考虑数据利用的效率和效益，尤其是研究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大量数据资产后，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市场化配置，进而为企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资产与战略资源。四川省成都市产业数字化促进会秘书长徐震认为，企业作为数据生产、流通和使用的重要参与方，拥有海量数据资源，具备广泛数据应用需求。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设置企业首席数据官岗位，是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数据资产入表进程加快，数据的资产属性日益凸显。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政府和企业在数据资产管理和数据战略规划方面日益需要专业的数据支撑队伍和数据职能部门。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提出，目前企业在数据的战略与治理、安全与合规、生态与交易、资产与运营等相关工作领域，大多由IT、战略、运营、总裁办等职能部门承担了各项数据工作的管理责任，首席数据官和数据部门并未发挥应有的主力作用，有很大改进空间。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主管合伙人单小虎表示：“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加快，中国首席数据官必将开始崭露头角，且这一趋势在金融行业尤为明显。与海外企业更加倾向关注数据保护不同，近一半的中国企业在年报中更倾向提及数据创新。得益于多年来以技术为重要驱动因子的业务增长内核，国内通讯、媒体与科技行业企业在利用数据驱动增长方面有更加敏锐的嗅觉和更为全面的思考和计划，更加依赖通过管控数据的提供和分析，识别和验证新的商机。”（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邵鹏璐）
